科学家创业，是浪费科研人才吗
中国科学家该不该、能不能创好业？
整理 | 郑思芳
近日，我们直播对话了昆仲资本创始合伙人姚海波，就“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引擎：科学家创业”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1、科学家该不该创业。
2、科学家能不能创好业。
3、硬科技领域的投资方法论，包括投资人洞见与踩过的坑。
昆仲资本专注于投资科技创新型的早期及成长期企业。姚海波拥有15年的风险投资等相关经验，其代表性投资案例包括新能源三杰中的小鹏汽车、国内无人驾驶领域中的明星企业文远知行、激光雷达头部速腾聚创等。
２、硬科技对投资人入门的门槛较高，投资人跟着科学家、产业一起玩，比自己读paper的效率会更高。投资人的角色是多重的，要说服科学家及其家庭团队回国、解读利于科学家的各地政策、帮助科学家认清国内环境，还要做利益的分配者。
３、作为早期的科技投资人一定要走在行业、市场的前面。在还不知道未来哪些是有可能成功的科技创业大方向时，总得相信些什么。
４、科学家创业周期长，投资人要保持耐心。新技术在短时间内普及可能仍抱有挑战，但并不是科技工作者单方面的问题，往往还需要政策和各方面资本来协作。
５、投资的过程也是看人性的过程，创业成功的中国科学家们的特质是，有应对变化的能力和做决断的魄力。
以下为对话实录：
Q1：何为硬科技？昆仲资本关注硬科技行业的原因是什么？
姚海波 ：首先硬科技本身不是个新东西，硬件和科技在一起，大家就可以把它定位成硬科技。
昆仲并没有赶上 TMT或最早期移动互联网的那波浪潮和机会，这也造就了我们从2013 年，也就是十年之前成立的基金，基本上都在往硬科技的方向去锚定。
但后来硬科技又成为了主流，不管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是产品力创新，其实都是科技创新在引领全球，这也是我们今天比较锚定硬科技的一个大的核心驱动力。
目前所有做硬科技的创业者们，仍然有非常好的政策扶持以及资本支持，这一点并没有随着硬科技的发展而起起伏伏。
硬科技创业是一个长周期的赛道。有些人在赛道中途离场，在创业的过程中碰到几个跌宕的起伏和浪花后就放弃了，但实际上仍能看到，一直在坚守硬科技创业者的创业者们，到今天基本上还是站到了时代和资本的潮头，所以我也特别幸运加入到了硬科技的创业级投资赛道中来。
Q2：关于科学家创业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科学家不应该创业，应该专注于做科研。
姚海波: 我的答案是百分之百的yes。不管是大家熟知的施一公教授，还是清华大学的原校长邱勇教授都加入进来了。
邱教授也曾经在 OLED 产业进行创业，甚至是加入到整个 OLED 产业的发展。其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重要的是，这个观点引申出来值得思考的是，科学家是否能创好业，这件事才是根本。
不管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每个人都有机会。但是至于科学家创业能不能做得好，最大的挑战还是科学家的mind-set（思维模式），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驱动力是不是在创业上，因为创业本身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很多科学家追求的是确定性，比如大多数的教授们或者是博士后们重点追求的是在学界的成就，包括是否可以在顶级期刊作为核心第一作者发表著作和成就，这些是相对确定的。
但是作为创业者，更重要的是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科学家创业的气质和身份，这是更为挑战的。昆仲投资的这些企业家们，之前至少有 7、8个是从学界出来创业的教授，其中包括了国内的上海交大、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以及海外的斯坦福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等。
在硬科技的浪潮里面，我可以笃定地给大家一个现阶段的答案，就是这些科学家们目前为止还活得很好。至少在创业这件事上，这里面有接近 2/ 3 以上的公司已经挣了钱，还有接近 1/ 3 的公司已经开始产生威力。
虽然昆仲是个小样本，但在科学家甚至是教授创业方向来看，目前为止还是起作用的。
Q3：外界看很多科学家都很低调，有点大隐于市的感觉。您是怎么发现这些国内外的科学家创业者的？
姚海波：首先这个前提我不是百分之百赞同。
确实有一大部分学者是大隐于市，但是我们投资的这些教授们，只要但凡是在学界中有所成就的学者们多数都还是公开的。
无论是在优秀的顶级期刊、杂志还是协会里面，你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也都发表过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案例和文章。
在企业家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气质就是销售自己。在销售自己这件事上，科学家们此前并没有特别多的方法论，或者并不是他们的Mind-set，不是他们的核心驱动力和重点。
那么如何发掘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他们在领域中做出了非常卓越和超出一般学者的成就，才导致我们发现了他。
比如我们之前投资的一个很小的天使阶段的创业公司，是做人形机器人的。在前年的这个时候，特斯拉就宣布2022年会在他们的 AI day发布他们的双足机器人。
实际上在特斯拉展示Optimus（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之前，我们看的这家公司就已经开始做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了，在全球行业都处于领先水平，在全球的学界也是相对稀缺的，所以我们找到他们其实并不难。同时他们也在跟整个业界合作，包括华为、阿里、百度等等，他们确实有迹可循，我们也就按图索骥给找到了。
Q4：很多投资人说，投硬科技会翻一些顶级期刊杂志，看非常多的学术论文，最后研究到可能自己都成为领域的半个专家了。这是这个领域投资人的常态吗？
姚海波：是的，首先去看杂志期刊和读paper，这对我们投资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也有一些行业，实质上是我们在认识这些科学家之前，我们对这个行业是没有任何认知的。甚至是即便有所认知，但这种认知也不一定能达到相对入门的水平。
比如刚才讲到很多都是新的行业。像我们之前投资的灵明光子（高性能光电3D传感芯片研发制造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创始人是三位斯坦福的博士，他们的导师 James Harris本人也是美国的两院院士。他们做的方向在当年是非常小众的，单光子探测器在当年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应用，但它就是下一代光芯片的技术之一。
之前能够发掘出来是因为我们投资了速腾聚创（总部位于深圳），现在是全球激光雷达的领先提供商和制造商，他们认为下一代的激光雷达的角膜，需要用到下一代的传感器技术及芯片。实际上是他们带着我们在往产业的前方去挖掘，所以我们跟着产业一起，再加上一点点浅薄的读 paper 的认知，去全球搜罗到了这类项目。
投资灵明光子，其实起因也是他们实验室的另外一个师兄，创立了我之前投资过的一家手势识别的企业，就跟我介绍有师弟和导师在研究这个方向要不要去看看。所以我也是在很快的时间内到了湾区，把他们从国外搬回了中国。当然回国这也是我的投资前提条件之一。
所以总结来说一句话，跟着产业一起玩，可能比自己读paper的效率会更高。
Q5：除了产业之外，人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您是怎么判断这些科学家是否具有创业的潜力的？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说服你？
姚海波：我觉得大多数都是我被他们说服了。除了近年疫情的原因让很多教授和博士们回国的几率大打折扣，在疫情以前，我们各地的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不管是去美国、欧洲还是中国香港等等，我们都经常和这些前沿的科学家做交流，这很重要。
他们的决心到底有多强这才是关键。当年文远知行的创始人韩旭，以密苏里大学的教授身份回国时，主要是他下的决心，并不是我们这些投资人下的决心。
不管是把家搬回来，还是在国内对合作以及客户的考量，甚至包括他未来几年在哪个城市生活的考量，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其实是他们最后敲了这个钟，我们才去按这个铃。
Q6：有人说投资的过程本质也就像谈恋爱一样，是一个两情相悦的过程。投资人在选择创业者，创业者也在选择投资人。钱肯定是很重要的，但除此之外，科学家们可能也希望这些资本给他们带来一些其他的扶持。所以您作为投资人，除了能给他们带来资金之外，还会给予其他们哪些帮助？
姚海波：从我们昆仲的方法论来讲，大多数都是保姆式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角色是非常多重的。
首先是决策的说服者。创业团队回国这件事，对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我们甚至会去帮他们说服家人，包括但不限于太太、父母、亲属，甚至是整个家庭。
回国其实也像相亲一样，有可能是个失败的相亲，但是作为家长或者家属来讲，更希望他们拿到一份有价值的或者是有增值服务的资本，并且是帮忙不添乱的资本。
回国这件事要彻头彻尾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帮他想有哪些特别现实并且需要即刻解决的问题。
比如他们的落地城市问题，具体落在哪个城市，我们大多数会请他们去到各个城市先走一走，并不会锚定一定要去到北京或者深圳，我们希望他先回国看一看，建议他们先花 3 个星期的时间，到每一个城市都去住一住，再最终决定是在哪个城市，创业的环境是否满足最初的发心和驱动力。
第二是政策的解读者。现在各地政府也对各种科学家有很多扶持，但扶持力度是大小不一的。这就需要帮他们做一些遴选，比如什么样的城市更符合他们。
比如半导体现在在长三角地区，某些城市的政策会有更多的红利。我们熟读了各地的政策，包括对产出的每一片晶圆的补贴有多少这类实际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解读也不会比专门做政策解读的小伙伴们差。
第三是现实的教授者。关于国内的现实环境需要和海归企业家直接、正面地上一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企业家，尤其是海归的企业家、教授、博士，他们对中国商业社会的很多现实问题还是充满了美好期待的，很多科学家们远离了商业社会或者商业环境很多年，甚至并没有在大公司或大企业工作过。
我带过非常多的海归科学家们去到大厂们跟高管谈合作，第一次谈合作时写email，第二次谈合作会涉及到商务宴请，第三次时会有更交心的方式，诸如此类。这些是本地特色的生意，不管是海归企业家还是海归科学家，无论是大教授还是助理教授，这都是必修之课。
最后是利益的分配者。在科学家创业里面也有一个比较现实或鲜明的一个特色是，团队里的个人既不能野蛮生长也不能太过温和，不管多少人合作，都要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就像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做一个mentor（导师、顾问），比如股权怎么分配，或者遇到一些决策时大家是往后缩还是往前站，最后到底谁说了算。
尤其是很多科学家们在公司分配不均的时候，或者在公司面临巨大利益的时候，他们表现的并不是我们多积极的去争取，而是大家会比较理性和克制。我认为理性克制本身是好的气质，但在公司的经营问题上面，我希望大家变得更贪婪一点。
在商业社会里面，除了把科学成就和成绩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要让团队看到你也是个生意人，生意人在某种程度上对待经营和业绩必须是贪婪的。
Q7：这些科学家可能在商业上的表现是比较温和的，前面提到他们面临比如市场问题，包括宴请文化上面，他们作为科学家可能并不适应，或者会产生一些冲突，有没有比较有个性的故事可以分享？
姚海波：我相信每一个尤其是海归的科学家回国创业都会遇到这类问题。他们都有不同的国内国外的生活经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很难说某一个人在西方的教育体系和文化之下，又能兼顾到东方的所有气质，这本身也是对人性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但做投资这行，重要的是发现机会。至于怎么样把机会变成现实，确实还是需要土洋结合。所以我们大多数都会做他们的一个耳朵，多数时候都是帮他们听、帮他们出主意，甚至在公司发生重大决策的时候，我可能是斡旋的人，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直接的决定。
这些科学家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其实大概有过两三次这样的回合，不管我讲的生意经、商务经，还是股权分配经，甚至是包括他们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下面的决策等等，他们上手得非常快，不需要几个周期就能自学起来。
曾经有一个企业家，原来在美国的大公司待了很多年，回国后跟我去谈客户时就拿着茅台跟对方开始喝上了。我和客户都很惊讶，因为半年之前他还说为什么不用一个 email 就解决战斗。
这些科学家们的“学习能力”如此之快，不管是利益分配、股权激励还是客户关系的维护，又或者是领导能力，这些表现都是超乎我们预期的。
Q8：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投资机构。科学家作为创业者，本身很难去搞清楚每个投资机构的背景。像一些煤老板很有钱，也很想投资一些科学家。在面临这些投资机构的时候，他们如何保证自己的权益？您有哪些建议？
姚海波：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相信不管是什么行业出身的老板，其实这笔投资它毕竟是主力。尤其在早期都特别需要第一笔钱的时候，每一个创业者往往也容易对这笔钱的属性产生一些比较美好但不切实际的期待。
但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它就是一笔投资。我希望大家在签下的每一字、每一条、每一款的协议，甚至是跟他们的合作过程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正常的商业合作。它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慈善家，这笔投资是有它的利益诉求的。
第一是在早期投资人的遴选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判断对方这笔钱背后的资源和他们的气质是否跟你吻合。
比如昆仲早期的投资气质就是创业者友好型的投资人，我们大多数都是这些公司最早期的投资人，并且是董事，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以这些创业者的决定和决策为优先，很少过分地辅助公司。
所谓过分地辅助公司，就是它的所有战略建议都由我们来提出。我认为这对我们早期的创业者成长来说，并不会造成加速效应，而甚至有可能是个阻力。
第二是你愿不愿意坐下来跟这些人成为生活中的朋友。我们第一期基金到现在已经过了接近七个年头了，这七年中间你大概率都要跟这个人每个星期都在一起，甚至时间超过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本身你都没有办法跟他成为朋友，这笔投资对你来说不是一个正向的激励，甚至可能是个压力，你要背负 7-8 年甚至更长，所以这一点也特别重要。
第三是钱的属性，但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差别。除非第一笔钱是一个战略投资，否则作为财务投资人来说，大家真正能给到的东西仍然是十分之有限。这一点科学家、创业者们也要擦亮眼睛。之前说的很多产业的赋能，重点是它只是赋能，并不能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起到化学反应，所以一定要认清他能给予你哪些在投资前承诺的东西。
但这也要看你的发展本身是不是有足够的价值被别人“利用”。如果你的公司、技术、团队在业内是最容易、最有价值被“利用”的那一环，那么他之前许诺的一切东西，最后都能变成现实。
但如果你自身发展的并不如人意，并且本身技术也不是业界最领先的，或者你的团队到最后也有分崩离析或者有各种走失的可能，无论投资人承诺什么最后也很难发生。
Q9：硬科技投资本身是一个回报周期特别长的事情，资本愿意投入多长时间去等待这些科学家搞研发呢？
姚海波：这个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对我们来说，当然愿意用长期的等待获得最高的回报。但实际上每一个基金都有它的周期，这个周期其实就限定了你的天花板，你大概能对它有多长时间的耐心。
每一个基金的周期可能并不一致，但大概率都至少要4-6 年能在这个行业里面跑出来。我说的跑出来是指，做到至少top 3 或者在行业里是技术最领先的那一家，我认为这就值得我们继续再等待和保留足够的期待。
如果到 3-4 年之后，你仍然没有达到投资人的预期，甚至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投资人的预期，而是你自己的预期，就应该快速调整方向，而不是踯躅不前。
比如你大概经过了一个周期 4-5年的发展，在行业里竞争力变得十分有限，可能你的赛道或者目前的人和事并不是特别合适与匹配，这时你可以跟你的投资人再商量是不是要换个方向。
但前提是我们的耐心并不取决于我们对这家公司或者对创业者的友好程度，而取决于我们基金的周期和属性，这是没有办法逾越的天花板。
Q10：有的投资人今年因为经济环境的问题，投资策略可能有些变化，比如会更看重企业当下的盈利和经营状况。受经济的影响下，您在硬科技方面的投资也会有一些转变吗？
姚海波：从我们过往的历史或者几位合伙人从业的历史来看，我们经历了几个颇多的大的周期，包括早期互联网泡沫、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上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泡沫，其实每一波周期都有每一波周期的特点。
我们并不觉得今天这个周期是以往中最糟的，或者今天这个周期就决定了我们要换一个方法论或者换一个对创业者的合作气质，我认为这个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发心。
除了对某一些领域和方向，我们确实有些挑剔。所谓的挑剔，首先你至少是个硬科技的从业者，第二你至少在你的领域内有相对足够的know-how（知识技巧）能支撑你在领域活下去，甚至是有你自己的创业机会。
其他方面我们并没有做过多的要求，因为本身如果你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你可能最后就算是变化，你最后又能拿到什么？
一个基金如果一直在跟着变化在走，我相信你最后投出来的东西也都是一些变化。变化这个东西大概率都不会恒久永流传，或者有做到金字塔尖最顶级的机会。
Q11：我感觉姚总还是比较自信的。但是我之前和其他投资人沟通，我感觉他们整体还是比较悲观的。他们讲的意思有点像躺平的状态。
姚海波：同意，2022年最大的挑战还是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大的机会。过去几年，不管是智能制造、新能源，还是ICT（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文化、数字经济，这些实质上都还是我们曾经连续几年一直在主力倡导的，你很难看到有全新的东西提出来。比如核聚变，这个东西当然是全新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大的、系统型的，所有人都能参与的机会。
短期内投资人也迷茫，现实是大赛道确实投得已经差不多了，但是这里面还有哪些细分的机会？大家想得并不是非常清楚。
有些人在这儿就产生了分叉，大多数人可能还是考虑一下我的现金流配置，还有一些人就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坚守孵化周期，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些分流也很正常。
Q12：2022年12月，美国能源部宣布，其国家实验室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可控核聚变实验，很多人把它归结为今年在物理上最大的一个突破。国内好像也有专注于这个行业的一些资本和公司，包括游戏公司米哈游老板也投资了核聚变。这个可能关系到人类未来能源趋势，您怎么看？
姚海波：其实我也是作为一个科技的爱好者，跟大家一样关注一些科技革命的新机会。核聚变本身是十分伟大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能解决的最重大的科技挑战之一。
但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实现核聚变能源的商业化，可能需要倾举国之力。
比如美国、法国也在研究核聚变的反应堆，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 10 年之后开始运营，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在驱动的，当然也有些私营企业在研究相关技术，但这个东西我现在确实没有更足够的认知。
至少对中国来说，虽然不像美国能源部部长来亲自表态说这是下一代最复杂的、最紧迫的、要解决的能源问题的之一，但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都应该参与到中间去，也欢迎大家有核聚变的项目来找我。
Q13：您关注无人驾驶这一领域的契机是什么？
姚海波：昆仲从创办之初就一直在找新的硬科技赛道，当年确实最火的还是AI。至于 AI 用在什么方向，我们一直在想两个问题，首先是不是让人变得更智能？其次是不是让机器变得更智能？
第一个让人变得更智能，这有非常多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比如机器视觉让人的各种识别以及商业行为变得更智能。第二个让机器变得更智能，我们当时就在思考什么东西是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改变的，就选定了自动驾驶这个大的赛道。
在2015 年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去湾区，每年也都去CES展（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尤其2023年也非常幸运，CES展又重开了，像过去 6 年前的这个时间节点一样，我们就是在拉斯维加斯的CES展上发现了自动驾驶。
这在所有的硬科技领域里，无论是对消费电子还是车这一大赛道的创业者们来说，都是趋之若鹜的一个机会。但彼时首先你并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挣钱。其次你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能变成现实。
我们当时就在无人驾驶的整个赛道做了布局，从自动驾驶的眼睛、鼻子、大脑，再到身体，最后我们又做到了眼角膜，也就是我们已经做到了车的“眼睛”的上游。
今天的任何一个城市里能看到自动驾驶车，你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大概在 7 年前，那个东西在美国的湾区的高速，甚至是countryside，你在周边看到都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保持着这份好奇心找到这东西，然后把它解构。
这东西到底难在哪？或者它贵在哪？这辆车为什么能跑起来？我们当时就发现了它最核心的其实是激光雷达，所以我们就在全球寻找激光雷达的标的。
我们也走访了美国当年最大的激光雷达公司Velodyne Lidar。当然今天它已经发展有点日暮西山，甚至跟另外一家企业合并了。但过去几年波澜壮阔的发展也对整个自动驾驶非常之有价值。
那时候在CES展会上，我也和他们的CEO碰过面，他们的雷达产品就一个杯子尺寸大小，但能卖到十几万美金，比车还贵。所以我就按图索骥投了国内的激光雷达公司。当时速腾聚创还没有把激光雷达用在车上的，后来我就跟速腾说应该转型去做车。
实际上还是那句话，作为早期的科技投资人一定要走在前面。我们确实要走在整个科技的前面，所以我们当时就投了激光雷达，后面又投了控制系统的文远知行，再之后又投了小鹏汽车，后来又投了激光雷达的芯片灵明光子。
再之后我们就在想，车投完了那么下一个移动载体是什么？我们就在想它是不是机器人，是不是先从双足或者四足开始投起，这样我们又投了逐际动力。实际上，所有的契机来源于你的认知，尤其是认识的传递。包括这次访谈的核心话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家给我们传递来的。
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方向，在非常早期的时候，你会认为都是实验室的。但你如果不相信它能变成现实，做科技投资就是失败的。在一定时间内，你必须相信点什么。
我们在7 年前就相信自动驾驶，至少要笃信这件事一定能成，在未来的下一个周期一定会变成主流，所以我们当时就参与了整个自动驾驶的发展。
现在我参与的机器人，尤其是双足和四足的机器人，甚至还有可以在管道上爬行的机器人，类似于蟑螂尺寸的机器狗，在管道内部、外部爬行，还可以做一些清理。我不知道这些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科技创业的大方向，但你总得相信些什么。
Q14：今年自动驾驶比较火，但是市场对于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落地一直有一个疑惑。有人说过，他们站在 2018 年的节点时，认为自动驾驶在2020年能够实现足够的商业化，等到了2020年，他们又认为两年之后才能实现比较合适的商业化。但是从2022年来看，自动驾驶距离完全的商业化还有一段路程。您是怎么看这个事的？您觉得自动驾驶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比较大规模的商业化？
姚海波：我们先把“自动”两字先去掉。首先，驾驶行为这件事儿能成为商业化，映射到汽车这个百年产业，每在经历到技术革命的时候，大家都会对汽车本身产生质疑。最早大家会认为车本身并不安全，但到今天我们有了很多车的品种，甚至还有比赛。
那么自动驾驶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对商业化的定位在哪里？是在哪个阶段？如果是挣钱，那么现在这些做自动驾驶细分应用落地的公司，收入都不只是过亿，甚至收入过亿美金的公司都已经涌现了。所以挣钱这件事，今天已经不需要再怀疑了。
如果定位它的商业化是盈利，或者大规模的盈利，我认为到今天并没有。
问题是我们今天要不要对这项技术再做更深的投入。就像我们过去在对车成为代步的工具之后，有了更多安全性的要求，车上需要有气囊、轮胎需要胎压监测。但在此之前，车已经可以实现商业化。
所以人类对车本身的、尤其是车的科技的要求，是一直在不断进步和提升的，这也造就了车到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的原因，只要是消费品属性的东西，大家对它都会有要求。
到今天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完全实现像L4、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但这不单纯是技术的挑战，实际上还涉及交通规则、道路安全、车金融等，它不单纯是自动驾驶一件事情或者一个技术能去改变的。就像我们为什么有车险，过去车险和今天的险种都变得完全不一样，现在大家出险的概率变得比以前更小了。
实际上还是车本身的安全级别在提升，所以也不必要求自动驾驶来解决所有问题，本身对它也是不公平的。
Q15：您可以预测一下L4、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大概在什么时候可以普及？
姚海波：其实它在一定的场景下是已经开始普及了，我说的一定场景下是相对封闭的道路和相对特色的应用场景。
比如文远知行在广州的自动清洁车，其实全部变成了自动驾驶，它只在没人的时候出现，这是清洁车的属性决定的，一定是在大家都不上班，或者都在休息、休假的时候出现的，所以这个技术本身也不是很高深和神秘。但如果变成了跟人相关的，现在对乘用车，我认为短期不会。
还是那句话，他确实有很多要素不是自动驾驶能决策的。3 年之内应该还是仍然抱有挑战，但是这并不是科技工作者一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科技工作者能独善其身的，还是需要政策和各方面资本来合作。
Q16：当年您见到文远知行的创始人兼CEO韩旭时，被他身上哪些特质所吸引？
姚海波：韩旭本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并且对整个商务合作有非常足够的敏感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NVIDIA的 CEO 黄仁勋来中国开发布会。在会前，我和韩旭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他说接下来不能陪我了，他得去见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也就是黄仁勋。他们之前从湾区的时候就约了大概小半年了。这个时间特别重要，他要在黄仁勋上台之前的 5 分钟之内present我们这个项目。
他对这件事的执着的程度和他的商业敏感，不仅让NVIDIA成为了他的投资人，也成了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这些事情上他既开放又敏感，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把属于他的商业版图和合作打造到TOP，这也是非常多的科技创业者要做的一门功课。
如果你想在你所在的行业里做到最TOP，你的合作伙伴也必须是最TOP，你的投资人一样也要是最TOP。有一流的合作伙伴和投资人，对你的定位和以及生态圈的打造都非常有帮助。
Q17：所以韩旭在这5分钟之内完成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姚海波：是的，当然他前面是铺垫了很久了。他跟黄仁勋也认识，只是铺垫了很久但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机会。那次机会也非常之难得，有很多投资人在那一刻聚齐了，这特别重要，促使大家来做了这个决定。
Q18：除了自动驾驶之外，在2023年您还会重点关注哪个领域？
姚海波：我们基金应该还是沿着中国科技创业投资的脉络在走。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扶持政策和重点扶持产业，比如深圳有明确的“20 + 8”的产业扶持导向，经过很多智囊团和智库打造，即二十大战略新兴产业和八大未来产业，这些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方向。
从微观层面看，不管是商用、民用或者各种用的机器人，我认为机器人都是下一个移动载体。这里所说的机器人可能是新物种，比如上面提到的类似虫形的机器人，而不仅是像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所以不要把机器人局限成你过往的某一个想象，或者你曾视觉上见过的东西。
首先是足式机器人，当年我跟小鹏聊到机器狗的时候，他的机器狗还没出来，他说他的机器狗可以驮人，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么什么场景下需要驮人？可以驮个小朋友，也可以在最后 1 公里驮点重物。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特别锚定的机器人的重点。
其次新的方向我们也在观察，比如新型的传感器及半导体。过去很多传感器都到了升级换代的阶段，比如光芯片的传感器可能会替代现在所有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有视觉的，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出现味觉的、听觉的，类似机器眼、机器鼻、机器耳或者更多的形式，这些新鲜事仍然是我们的重点。
第三个大的方向是医疗相关的科技，但其实也可以结合到前面两个方向，也就是新型传感器用在医疗上面的应用。医疗是今天大家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在不确定的疫情之下，它的未来却是确定的，能够为医疗的科技创新做一些贡献。但我们不会投药物，也不会投纯粹的器械，重要的还是医疗和AI或者新型传感器结合的技术。
Q19：2022年小鹏发布了一个飞行汽车，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大家觉得小鹏飞行汽车就像一个大疆的大型飞行器加上一个汽车的奇怪组合。很多人认为小鹏的科技点偏了，研究飞行汽车但汽车本身却没有什么新的产品出现。您认为何小鹏研究飞行汽车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
姚海波：小鹏汽车现在主力的时间和投资一定还是在车本身，这件事应该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首先小鹏汽车本身也是何小鹏个人最早的一笔投资。从投资去切入到新领域，是现在一些科技类企业家们去探索新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个手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包括特斯拉也在各类方向探索新的技术革命。
所以这个事情的出发点，对于他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和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个耗费多大精力和精神的一笔投资，甚至可能是一个以一当十的投资，这是前提。
第二，关于飞行汽车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之一。过往几年其实在美国有很多飞行汽车的上市公司，也经过了非常多小时的适航，这件事儿并不新鲜。我认为到今天也确实到了国内在这个方向去做科研，甚至做产业化的时机了。
虽然我们的民航还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政策上的明显的信号和扶持，但我相信这个东西在未来一定还是有机会的。现在小鹏汇天也独立了，可以自主融资到过亿美金，其实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投资，但是它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产业还需要拭目以待。如果以我们这类投资人来看，就应该参与到这类事方向。
互动环节
Q1：投资科学家一般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周期？投资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耐心？
姚海波：这个问题应该拆成前后两个部分，首先一定要保持耐心。
如果你对科技创业没有耐心的时候，所有投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任何一个科技创业者的公司，今年投资明年就能变成行业龙头，后年就开始准备IPO，我觉得这些都不现实。所以前提是要对这件事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好奇。这里还需要“好奇”，如果你对探究未来没有一定的好奇心，你的耐心也会很快消失殆尽。
再回答前半部分问题，科学家创业确实是一个长周期，重要的是能不能赶上一波浪潮。重点不是只投资成熟的技术，如果投资技术的成熟本身，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发明家，我们大可以拿钱分给每一个发明家让每个人去发明，但这并不是我们以及这些基金的使命。
但这些事的创新一定是在一个大的浪潮中的。比如汽车行业类的创业，或者能源类行业、生命科学行业、核聚变行业的创业，我认为这些都是大的机会，只有大的机会才能锚定大的窗口，锚定大的公司，锚定大的资本，最后才能大成功。
Q2：对于2023年的经济形势，持谨慎态度的人不少，您认为对硬科技投资有什么影响？
姚海波：这是个好问题。其实硬科技本身一直在不断地被质疑和被推翻，甚至是被证伪的过程中。
从结果看，到今天我们也只有一个苹果， 1 个特斯拉，我们也只有 1 家华为，当然大疆也只有一个。如果觉得它是一个广种薄收的行业，在科技类的投资里面是很难坚持的。
但反过来想，如果过去几年你参与了 TMT 的大浪潮，甚至是再往前的互联网金融浪潮，甚至是再往前的 O2O的浪潮，更之前最早期的新能源、清洁技术的浪潮，你会发现其实留下的人也不多，所以科技这件事正当时。
如果政策没有大的反复，甚至全球都在做科技革命的同时，我认为大家还是应该保有一定的信心去坚持。总是会有月之暗面的那一刻，如果没有蹲起，接下来是很难起飞的。
Q3：您目前的投资踩过哪些坑？
姚海波：我们踩的坑大多数都是“人”的坑，失败案例也有。
第一类是早期投资者看错了方向，这相对悲哀一点。对大的赛道判断出现了失误，甚至对行业的敏感度和认知在行业里位于中游，不能做到上游。这样基金可能也受到巨大的挑战，但这个不是最大的坑。
第二类是人性的坑，我们最大的坑其实也是发生在人身上的。看人无外乎是三观以及创业者本身的素质和品质，很多创业者也会出现不可控的情况，这时就要探究人性了。
很多人就败在了人性。有的创业者在早期拿到了非常多的钱，但他们对钱的概念和钱的使用方面有很多不成熟的经验和操作。还有的创业者在最好的时候没有去融资，错过了最佳的融资窗口，甚至是对融资的估值体量提出了相对过分的要求，结果错过了最好的融资的试点。
第三类是德行出现问题，也是我们最严肃也绝对不能容忍。我相信每个基金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相关的经验，但是我希望这些经验越少越好。
Q4：创业成功的中国科学家都具有哪些品质？
姚海波：大多数中国科学家们的学习能力和市场化能力都在全球科技创业者的前列。我对中国的科学家们创业还是保有巨大的信心，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创新腹地。在过去的至少 10 年或者一个周期之内，这是全球的科技从业者们都必须承认的。
一个巨大的创新腹地，就会孕育出巨大的创新机会，同时也让更多的具有企业家气质的科学家涌入进来。这也是基于我们有非常多的池子，而且我们的池子足够深、机会足够大。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面，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们都经历了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域从未有过的历练。当然，这也是一种炼狱。
从历史上来说，比如以色列确实从 0 到 1 做得非常好，但他也就是从0到1，但中国做从 1到 100的事，至少在上一个周期里，这些科学家们表现得还是不错的，这也得益于巨大的历史机遇。
如果要从他们身上总结出什么气质，首先是这些科学家们都非常积极地拥抱变化。
比如有很多做芯片的公司，他们在早期把自己定位要服务整个行业，后来发现服务某一个细分领域可以更快建立他们的整个供应链和认知，他们的变化是非常之及时的。
还有一些科学家们早期没有找到商业化，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生意之下，快速找到了商业化的生存之道。比如做 AI 的四小龙，包括把AI用在各类像医疗、安防等领域，其实都是中国特色的生意，也快速地找到了自己的机会。
其次这些科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点是有很强的决策能力。
原来我们只讲学习能力，其实到今天就不用再怀疑了，但凡能站到这些赛道上有口饭吃的，学习能力都不会太差。但过去有很多科学家们，他们在遇到机会时还是停滞不前。
有人会觉得这个产品可能只有 70 分，是不是还要再做两年。但我觉得今天他们都很决绝，他们哪怕这是一个 65 分的产品，也要在今天先把生意机会抓住，可能先推出个65分的产品，接下来再继续打磨。
这一点其实对很多科学家们都提出了很大的要求。这是他们的三观以及严谨治学气质的另一面，可能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要求要放在第二象限，那么他的第一象限就是要交付。
所以我发现现在的这些科学家们对这件事也并不像以前那么执着。但看到他们愿意去做决心和改变，对我们这些投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的。